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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晚陪女友请假两天。
抱歉。抱歉。
从小到大，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烦恼。
小学，父母管的太多，没有自由。
初中，学习压力大，成绩不理想。
高中，情窦初开，爱人却还没来。
大学，是天堂，却发现仅是妄想。
毕业，迷茫，不知未来路在何方。
不论什么年龄，什么阶段。为人处事是我们一直在纠结、在学习、在烦恼的内容。
不知觉间，因为自己对小事毫不在意，失去了个朋友。
口直心快，因为自己的神经大条口无遮拦，得罪了个同学。
犹豫彷徨，因为自己思前想后纠结不已，摊上了“见死不救”。
为人处事难么？我们不由开始问心自问。
慢慢的为人处事成了一门学问，衍生出无数分支，让人为处事变得朦胧与扑朔迷离，外加众生芸芸性格各异，使我们更加不懂何为为人处事，更加不明白如何为人处事。
万剑归宗万道归源，透过分支追溯为人处事的本源，其实不难发现很多时候为人处事难在了如何选择，难在了我们始终在衡量、在纠结。
所以，当我们面对纠结的为人处事之时不妨就事论事。
1870年6月21日，在天津，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“望海楼”的法国教堂，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，其中主要是法国人，事后，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，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，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——这起事件，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天津教案”，又称“火烧望海楼事件”
事件起末大致如下：
1844年中法《黄埔条约》以后，有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，传教同时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，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。于是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，就到处拐孩子，然后卖给教堂，当做一桩发财的生意。
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，再加上民智未开，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，后来数十婴儿夭折（因疾病、瘟疫等）死亡。
神父与修女便安排了丧葬工人掩埋，工人为偷工减料便随意掩埋，而神父却并未监督，因掩埋太浅，夜间野狗闻到气味将死婴挖出吃掉，到了天亮的时候，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于是他们开始猜想：教堂杀了小孩。
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，就是给人看病。于是有人开始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、脑子做药引子，一传十十传百，顿时引起巨大民愤，纷纷到教堂讨个说法。
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，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。他听说这件事后，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，然后一言不合，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（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）给打伤了。
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，老百姓不干了，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，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。这次事件还波及到其他国家，混乱中，群众先后打死外国职官、教士和修女，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在内共计20人。其中包括法国人13名，比利时人2名，俄国人3名，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。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。
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，这是中国人的不对。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，大清子民还是挺棒的，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。
所以，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，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。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，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。
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，谁要是偏向洋人，谁就是汉奸，肯定会遗臭万年。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，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。
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，如果不跟洋人妥协，不做出适当的处理，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，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。
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？我们今天再来看，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，分三步。
第一步，谁杀的人？谁杀人就是谁犯法，抓起来就得杀头。后来一调查，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，全部抓起来砍了，判20人死刑。
第二步，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？其他国家的大使、领事、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，你们说我们赔多少，我们就赔多少，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。
第三步，轮到了苦最深、仇最大的法国人。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？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。
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，那么我们道歉。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？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。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，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。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，叫梯也尔。梯也尔接见了崇厚，梯也尔也说：“法国所要的，并非(中国人的)头颅，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。”
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：就事论事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当时若是顺应冲昏头脑的民众，迎来的就当是外国势力的船舰利炮。
